《资治通鉴》是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主持编纂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全书共294卷，记载了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1362年的历史。这部史书不仅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座丰碑，也在后世编年体史书编纂中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首先，《资治通鉴》确立了编年体史书的编纂体例。它以时间为线索，将历史事件按年、月、日顺序排列，这种编纂方式使得读者能够清晰地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后世的编年体史书，如《续资治通鉴长编》、《明实录》等，都沿袭了这种体例，使得编年体史书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传统。

其次，《资治通鉴》在史料的选取和运用上为后世史家提供了范例。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不仅广泛收集了正史、野史、笔记、文集等各类史料，而且对史料进行了严格的考证和辨析。他注重史实的准确性，力求客观公正，这种严谨的史学态度对后世史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再者，《资治通鉴》的叙述风格和文学价值也对后世史书产生了示范作用。司马光的文笔简洁明快，叙述清晰，善于用简洁的语言表达复杂的历史事件。同时，他还在书中穿插了许多精彩的议论和评价，使得《资治通鉴》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也是一部文学作品。后世史家在编纂史书时，往往也注重文笔的锤炼，力求在保证史实准确的同时，也能使作品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此外，《资治通鉴》的史学思想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司马光认为史书应当“资治通鉴”，即通过对历史的总结和反思，为当政者提供借鉴。这种“以史为鉴”的思想在后世史书中得到了广泛的继承和发展，使得中国的史书不仅记录了历史，也承担起了教育和启迪的功能。

综上所述，《资治通鉴》在后世编年体史书编纂中起到了示范作用，不仅在体例上为后世史书提供了模板，而且在史料的选取和运用、叙述风格、文学价值以及史学思想等方面，都对后世史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资治通鉴》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也是中国史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