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宝库中，《春秋》与《资治通鉴》两部史书以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和教育意义，长期以来被视为历史教育的重要典籍。尽管两部作品都致力于记录历史，但在历史教育的侧重点上，它们却各有千秋。

《春秋》是儒家经典之一，相传为孔子所著，是鲁国编年史的修订版。这部作品以极其简练的语言记录了鲁国从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81年的大事，其特点是言简意赅，隐微曲折。《春秋》的重点不在于详尽的历史叙述，而在于通过史事的选择和编排，传达作者的道德和政治理念。孔子通过《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旨在以史为鉴，教化后人，强调正统、礼制和道德的重要性。因此，《春秋》在历史教育上更多地侧重于道德伦理和政治原则的传授，旨在培养君子的德行和对礼制的尊重。

《资治通鉴》则不同，它是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主编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记录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1362年的历史。与《春秋》相比，《资治通鉴》更注重历史事实的全面记录和事件的因果分析，其目的在于“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通过历史教训为治国理政提供借鉴。司马光在书中不仅记录了政治、军事的大事，也关注社会的经济、文化等方面，力求全面、客观地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因此，《资治通鉴》在历史教育上更侧重于提供全面、系统的历史知识和治国策略，旨在培养政治家的洞察力和决策能力。

在教学方法上，两部史书也有所不同。《春秋》由于其简练和隐晦的特点，需要读者深入解读和领悟，因此在教学中往往需要通过注解和阐释来帮助学生理解其深意。《资治通鉴》则由于其详尽和直白的叙述，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教学中可以更多地采用案例分析和讨论的方式，使学生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中学习到治国理政的智慧。

总的来说，《春秋》与《资治通鉴》在历史教育上的侧重点各有不同。《春秋》更注重道德伦理和政治原则的教育，而《资治通鉴》则侧重于提供全面、系统的历史知识和治国策略的借鉴。这两部史书虽然风格迥异，但都对中国历史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仍是学习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