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与《史记》是中国历史上两部极为重要的史学巨著，它们在历史记载和史学思想上存在一些显著差异。

首先，从体裁和结构上来看，《史记》由司马迁所著，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先河。《史记》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共计一百三十篇，记载了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时期的历史。而《资治通鉴》则是由北宋的司马光主编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它以时间为线索，记载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至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

史学思想上，《史记》注重人物传记的撰写，通过人物的生平事迹来反映历史的发展，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理念，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变化性，以及史家对历史的独立思考和评价。而《资治通鉴》则更多地关注政治制度的沿革，司马光认为史书应当以“资治”为目的，即通过历史来为统治者提供借鉴，因此在编写过程中，他特别注重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和政治教训的总结，强调历史对于现实政治的指导意义。

在历史记载的详略和侧重点上，两部史书也有所不同。《史记》除了对政治事件有所记载外，还广泛涉及了经济、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较为详细的描写。而《资治通鉴》则更加注重政治、军事方面的内容，对于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记载相对简略，这与司马光注重政治教训的史学思想是一致的。

此外，两部史书在编纂方式上也有所区别。《史记》采用了较为灵活的编纂手法，司马迁在撰写过程中，不仅参考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还进行了实地考察，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采用了口述历史的方式。而《资治通鉴》则更加注重史料的考证和文献的整理，司马光和他的团队对史料进行了系统的收集和严格的考证，力求做到史实的准确无误。

综上所述，《资治通鉴》与《史记》在历史记载和史学思想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不仅反映了编纂者不同的史学观点和编纂目的，也体现了不同时代对于历史的理解和需求。两部史书各有所长，共同构成了中国史学宝库中的瑰宝，对后世的历史研究和文化传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