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史学著作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不仅记录了历史的变迁，而且对古代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下几部史学巨作堪称典范，它们以独特的视角和严谨的史学态度，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和研究方法。

首先，《史记》作为中国史学的开山之作，由西汉时期的司马迁撰写。这部纪传体通史不仅记录了从黄帝至汉武帝长达三千年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司马迁在撰写过程中展现了卓越的史学观念和方法。他以“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原则对待史料，力求真实反映历史原貌，这一原则在后来的史学研究中被广泛接受和遵循。《史记》的写作风格和结构安排也为后来的史书编纂提供了范本。

其次，《汉书》作为继《史记》之后的又一部重要史书，由东汉时期的班固所著。班固在《汉书》中采用了更为规范的纪传体裁，并对史料进行了更为系统的整理和考证。他在书中提出了“五德终始”的历史循环论，对后世史学理论产生了影响。《汉书》的编纂体例和史学观念对后世史学著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断代史的编写产生了示范作用。

再者，《资治通鉴》作为编年体史书的代表，由北宋时期的司马光主编。这部巨著不仅记录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长达1362年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司马光在编纂过程中体现了鲜明的史学观点。他认为历史的作用在于“资治”，即为统治者提供借鉴，这一观点对后世史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资治通鉴》的编年体例和史论结合的写作方式，也为后世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此外，南宋时期的史学家郑樵在其著作《通志》中提出了“会通”的史学观念，倡导综合比较不同历史时期的现象。这种史学方法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内在联系，对后来的史学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通志》的“二十略”部分，包含了对历代制度、地理、人物等领域的系统整理，为后世史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方法论指导。

最后，明末清初的史学家顾炎武在其著作《日知录》中，提出了“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强调史学的实践性和实用性。顾炎武主张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以服务于现实的政治和社会改革。他的这种史学观念对后世的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历史教育和社会改革方面。

综上所述，这些史学巨作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形成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不仅记录了丰富的历史信息，而且通过作者的史学观念和方法，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借鉴。这些著作的史学精神和方法论，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