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精通中国历史的资深历史学者，我很高兴能就“新史料的发现如何推动和影响古代史学巨著的研究”这一主题进行深入探讨。在学术界，每一次新的史料发现都可能带来对过去认知的颠覆或补充，进而推动我们对古代历史理解的深化。以下我将通过几个具体的例子来解析这种影响的机制和重要性。

首先，我们来看《史记》这部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历史巨著。它由西汉时期的司马迁所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录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三千多年的历史。然而，即使如此伟大的作品也并非完美无缺。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推进，一些新的出土文物开始挑战传统的历史叙述。例如，1970年代出土的秦始皇陵兵马俑，不仅提供了关于秦朝军事力量的第一手资料，还揭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丰富细节，这些信息为理解《史记·秦本纪》中的相关描述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其次，我们可以考虑《资治通鉴》，这是一部编年体的史书，由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主编，旨在通过对历代王朝兴衰更替的总结，为统治者提供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近年来，大量敦煌文献的重见天日，使得研究者得以窥探唐宋之际的社会变迁以及文化传承。这些新发现的文书内容涉及广泛，包括宗教信仰、法律制度、商业活动等方面，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资治通鉴》中相关时段的认识。

再者，《明实录》是明朝官方编纂的一套详细记录皇帝言行的档案集，对于明代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20世纪以来，许多散失海外的《明实录》残卷被陆续寻回，这不仅填补了一些关键年份的空白，而且修正了许多流传已久的错误记载。例如，通过对这些新材料的分析，研究者们发现了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新线索，这对重新评估明朝初期的海洋政策有着深远的影响。

最后，我们不得不提到《清史稿》，尽管其权威性受到一定质疑，但它仍然是研究清代历史的重要参考材料之一。随着近代中国史研究的国际化，越来越多的外国档案馆向公众开放，其中包含了不少与中国相关的宝贵资料。这些海外藏品往往能够弥补国内史料缺失的部分，比如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期间的日记、照片等，对于重构《清史稿》中所描绘的晚清动荡局面大有裨益。

综上所述，新史料的发现总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和改变我们对古代史的理解。无论是考古遗址的出土文物，还是流散在海内外图书馆的珍贵文献，它们都能为我们打开一扇了解过去的窗口，让我们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面貌。作为历史学者，我们有责任利用好这些资源，不断地更新我们的知识体系，并为后人留下更为准确和丰富的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