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史上，汉武帝时期的“巫蛊之祸”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涉及皇室内部的权力斗争、宫廷阴谋以及残酷的政治清洗。对于这一事件的记载和评价，不同的史书中有着各自独特的视角和立场。其中最著名的两部史书当属《史记》和《资治通鉴》，而后者由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编纂而成。本文将探讨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巫蛊之祸”的叙述立场与之前的史书记载有何显著差异。

首先，我们简要回顾一下“巫蛊之祸”的基本情况。汉武帝晚年时，由于长期迷信方术和求仙问道，导致朝政混乱，社会动荡不安。在此背景下，有人利用巫蛊（一种通过埋藏木偶或布障等物品来诅咒他人的巫术）进行政治迫害，最终导致了太子刘据及其支持者的冤屈死亡。这场风波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格局，也对后世的历史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史记·外戚列传》中，太史公司马迁对“巫蛊之祸”进行了较为客观的描述，他认为太子刘据是被迫自卫，并没有直接参与巫蛊活动。然而，由于受到政治压力和个人情感因素的影响，司马迁并未对此事进行深入分析，也没有明确表达自己的态度。

相比之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则更加注重于探究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和社会影响。他在书中指出，汉武帝晚年的昏庸无道和对巫术的热衷是造成此次悲剧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他通过对相关人物言行举止的详细记录以及对事件发展脉络的清晰梳理，揭示了当时朝廷内部复杂的派系斗争和权力的争夺。这种细致入微的分析使得读者能够更全面地理解整个事件的起因和发展过程。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资治通鉴》作为一部为统治者提供治国理政借鉴的历史著作，其写作目的不同于纯粹的史实记录。因此，司马光在叙述过程中往往会加入自己对历史的评判和反思。例如，在对“巫蛊之祸”的描写中，他就多次强调皇帝应该保持清醒头脑、远离迷信、信任忠良大臣的重要性；同时也批评了那些为了个人私利而不择手段的小人。这些观点反映了他作为一个儒家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和对理想政治环境的追求。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尽管都是关于同一历史事件的记载，但《史记》和《资治通鉴》中的叙述方式截然不同。前者侧重于事实的陈述，较少发表主观意见；而后者则在保留基本史实的基础上增加了大量的分析和评论内容，旨在给后人以深刻的教训和启示。这不仅是两位伟大史学家个人风格上的差异，也是不同时代背景和文化氛围下所产生的结果。通过比较这两部经典作品，我们不仅可以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本身，还能从中窥见古人对历史认知和评价的变化与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