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和《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两部著名的编年体史书，分别由西汉的司马迁和北宋的司马光所著。这两部著作不仅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也是了解古代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的重要文献。本文将从史料的甄选与应用的角度来探讨两者之间的差异与共通之处。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史记》。《史记》是司马迁以其家族世代担任太史令的传统为基础撰写的，他自幼便接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尤其擅长于历史的考证与叙述。《史记》涵盖了从黄帝时代到汉武帝时期三千多年的历史，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其中，本纪记录历代帝王的事迹；表则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大事简表；书则记载各种制度的发展沿革；世家主要讲述王侯贵族的历史；列传则包括了各类名公巨卿的生平事迹。司马迁在选择史料时注重真实性与权威性，对一些存疑的事件往往采取谨慎的态度，同时他也善于通过人物对话和细节描写来生动再现历史场景。

其次，我们来看《资治通鉴》。这部巨著是由司马光主持编纂的，历时十九年完成。它以时间为中心线索，按照编年的形式逐年记载了从战国至五代后周共1362年的史实，旨在为统治者提供治国理政的经验借鉴。与其他史书相比，《资治通鉴》更加侧重于政治事件和社会变革的描述，对于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相对较少涉及。在史料的选择上，司马光强调实用性和教育意义，他认为只有那些能够给后人带来启示的材料才有价值被收录。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资治通鉴》中的许多篇章都是围绕重大决策、战争策略以及领导人的智慧展开的。

比较《史记》与《资治通鉴》在史料甄选上的差异，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

1. 关注点不同：《史记》更倾向于全面反映历史全貌，而《资治通鉴》则聚焦于政治事件的分析和对领导者行为的评价。

2. 取材范围不同：《史记》囊括了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而《资治通鉴》则更多关注国家大事和国际关系。

3. 叙事风格不同：《史记》的语言精练且富有文学色彩，而《资治通鉴》则较为简洁明了，注重事实陈述。

4. 目的性不同：《史记》旨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宇宙与人际关系的规律，通晓古往今来的变化；而《资治通鉴》则明确提出要为统治者服务，作为治理国家的参考书籍。

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但《史记》与《资治通鉴》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共通之处：

1. 都采用了编年体的写作方式，便于读者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理解历史发展脉络。

2. 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的道德评判和价值观，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传递出对社会伦理和行为规范的期望。

3. 都以严谨的态度对待史实的考订，力求真实地还原历史原貌。

综上所述，《史记》与《资治通鉴》虽然在史料的甄选与应用上有诸多不同，但这些差异并不妨碍它们共同成为中国历史学领域的经典之作。它们各自独特的视角和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窗口去窥探古代中国的辉煌历史，同时也丰富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和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