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由北宋著名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历时十九年主编完成。全书共294卷，约300多万字，记载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之间共计1362年的历史。作为一部重要的史学典籍，《资治通鉴》不仅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也对世界文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对于其所引用的大量史料来源及其可信度的评价，历来众说纷纭。本文旨在探讨这一问题，以期对理解《资治通鉴》的史料价值有所裨益。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资治通鉴》并非是司马光凭空撰写的，而是广泛吸收了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各种文献资料。在编写过程中，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参考了大量书籍，包括但不限于正史、野史、文集、笔记等。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十七史”，即唐代以前的所有纪传体正史，如《史记》、《汉书》、《三国志》等等。此外，还有大量的地方志、谱牒、档案以及流传下来的碑刻铭文等实物材料也都被用作补充和印证历史的依据。这些丰富的史料为《资治通鉴》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尽管《资治通鉴》所引用的史料种类繁多，但并不意味着每一种材料的可靠性都是相同的。事实上，在对史料的甄别与取舍上，司马光和他的团队展现出了极高的专业水准。他们通常会采取以下几种方式来判断史料的真实性：

一、对比法：对于同一事件的多种不同描述进行比对分析，从中找出最接近事实真相的说法；

二、考证法：通过对古文字、语言习惯、地理环境等因素的考据，验证史实是否符合逻辑和常理；

三、推理法：运用合理的推断和假设来填补某些缺失或模糊的历史细节，但这必须建立在扎实的证据基础之上；

四、审慎原则：对待那些缺乏确凿证据或者存在明显矛盾的材料保持警惕态度，不轻易采信。

通过上述方法，司马光等人尽力确保了《资治通鉴》中所呈现的历史尽可能地客观真实。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书中所有内容都毫无争议。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变化，人们可能会发现一些新的证据或者提出不同的观点来质疑原有的结论。例如，近年来就有学者对《资治通鉴》中对某些人物的评价提出了异议，认为其中有偏颇之处。因此，今天我们在阅读和使用这部经典时也应该持有批判性的思维，既看到它的伟大成就也要认识到它可能存在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资治通鉴》引用的各类史料主要来源于官方记录、私人著述和实物遗存等多个方面。这些史料的可信度虽然不能完全相同，但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相互印证和支持，从而提高了整部作品的权威性和说服力。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任何历史著作都无法做到绝对完美无缺，因此在研究和学习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开放的心态和对知识的敬畏之情是非常必要的。